秸秆禁烧的基层实践与治理思考  刘国涛

作为一名扎根农村四十余年的基层工作者，我亲历了农作物秸秆从“刚需资源”到“处理难题”的转变，也全程参与了秸秆禁烧工作的推进实践。结合亲身经历，现就秸秆禁烧工作的治理逻辑与实践路径，谈几点探索性思考，以期为基层落实相关工作提供借鉴。

厘清认知误区是推进禁烧工作的前提。不少人声称“祖祖辈辈都烧秸秆，不让烧不合情理”，这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。上世纪90年代前，秸秆是农村灶台上的主要燃料，群众对其格外珍惜，根本舍不得焚烧；只有经历过缺柴少薪艰难岁月的人，才懂秸秆曾是维系生计的重要资源。如今，随着燃气在农村普及，秸秆脱离生活刚需，加之粮食产量提升带来秸秆增量，处理问题才逐渐凸显。事实上，90%以上农民都认可秸秆的肥效价值，从心底不愿焚烧，近年来秸秆还田政策也让不少贫瘠板结的土地变成了保水保肥的“海绵田”，这充分说明禁烧与农民利益本质上并不冲突。

少数农户仍存在焚烧行为，并非偶然，深究根源主要有四方面核心问题。其一，还田技术衔接不足。秸秆连年还田叠加未腐熟秸秆累积，导致土壤出现漏水、漏气、漏肥问题，引发农作物悬根死苗，直接影响种植收益，让部分农户对还田政策产生顾虑；其二，短期功利思想作祟。部分农户图省事、求快捷，忽视就地焚烧对土壤板结的破坏，最终反而导致粮食减产，陷入“省事变费事”的误区；其三，综合利用效益偏低。当前农村务工日薪可达200—300元，而农户收储秸秆售卖扣除机械成本后，收益远低于务工收入。若缺乏收储企业、养殖场等市场主体收购，群众自然不愿费时费力处理；其四，不良舆论推波助澜。个别自媒体为博取流量，刻意炒作禁烧热点，放大政策执行中的负面效应，误导农户认知，助长焚烧行为。

秸秆禁烧绝非“一禁了之”的简单工作，核心在于坚持疏堵结合、标本兼治，从技术优化、产业赋能、机制完善三个维度精准发力，破解治理难题。

一是以技术赋能破解还田痛点。大面积推广秸秆腐熟剂，由政府牵头组织专业团队开展无人机规模化喷洒，加速秸秆腐熟分解，从根源上解决还田后土壤失衡、病虫害滋生等问题。此举每亩仅需数元政府投入，却能大幅节省禁烧巡查、执法等行政成本，是“小钱办大事”的高效治理举措，既保障土壤肥力，也消除农户后顾之忧。

二是以产业延伸拓宽消纳渠道。重点培育秸秆收储专业大户，推动秸秆资源化利用向多领域拓展。一方面，对接沙漠、草原等畜牧区需求，将秸秆加工为牛羊饲料实现跨区域流转；另一方面，引导工业企业将秸秆作为生产原料，培育秸秆综合利用产业链。通过市场赋能让秸秆“变废为宝”，从根本上提升农户处理秸秆的积极性。

三是以技术升级实现效益双赢。持续优化秸秆粉碎还田技术，进一步改良土壤地力，减少化肥施用量。这一举措既保障粮食生产安全，又降低农业面源污染，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，让禁烧工作与农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。

总之，秸秆禁烧工作考验基层治理的精细化水平。只有立足农户实际需求，既解决当下处理难题，又搭建长效利用机制，才能让禁烧政策真正落地生根，实现生态保护与农民增收的双赢目标。